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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的现代性视角

2017-04-19 22:17 | 今日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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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的现代性视角

中国佛教教育问题百年来一直受到教界、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持续关注。今天,这一问题在新的历史境遇下愈发重要。因为营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离不开佛教文明的要素;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佛教文明的力量;而化解当代世界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更离不开佛教的智慧。

当代中国佛教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初窥

一是清末以来佛教界人才匮乏稀缺的状况愈发严重。传统的僧教育中宗门(禅)教育如龚自珍所言的“禅门愈降愈滥,愈诞愈易”;教门(天台、华严、法相)教育则因讲经法师水平和阅藏因缘的限制而每况愈下;同时戒律教育也形同虚设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如来家业担荷乏人,佛门衰蔽无以起振。佛教在因循守旧与抱残守缺中不断边缘化。虽有识诸君如太虚大师、赵朴老等大声疾呼,乃至身体力行致力改革,但因知见不一、利益分殊,百年来至今成效未著、大局未改,引起有识之士的深切忧虑。佛教教育也因此成为关系中国佛教生死存亡的首当其冲的问题而受到持续关注。二是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无知、误解和曲解。太虚大师当年把社会大众心目中的佛教印象概括为四种:一、神异的;二、奸盗的;三、闲隐的;四、朽弃的。可以说“近代中国的佛教文化在总体上处于被否定、被曲解的状况,强占庙产兴学就是典型的体现。民众对佛教文化并无真确的了解,更不用说正知正见了。于许多普通大众而言,‘无事不登三宝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依然存在着把一种终极关怀的宗教信仰迷信化的现象。于许多知识分子而言,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把佛教视为迷信、落后等产物而讳莫如深,甚至心存鄙视的现象。这种状况迄今并无根本的改观。”这就进一步刺激和强化了佛教界人士的护教意识和行为。而他们的希望寄托之所在依然是佛教教育。

可以说近代以来,通过佛教教育铸造一大批有修有证、德才兼备的佛门龙象以振兴中国佛教,已成为佛教界、学界乃至政界的共识。但是,在如何办好佛教教育包括办学的具体目标、模式;人才的规格、层次;人才的激励机制;学制、学位制度的设立、规范;师资的资质、配备;教学的内容、方法;专业、学科、课程的设置、调整;教学质量的监控、保障;教学体系的建立、完善乃至教材的编写、选定;资金的筹措、投入;办学资源的统筹、整合;与国民教育乃至与国际接轨等现代教育所具有的几乎所有要素上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依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两相激荡,致使佛教教育既成众望所归,亦成众矢之的。

佛教教育的现代西方教育路径依赖

与现代化外显(物质、制度)层面的不足

近代中国的历史境遇,使源自西方的现代教育成为中国教育的圭臬。现代西方教育也几成中国佛教教育论题的境域。首先,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的掠夺、侵略造成中国人“亡国灭种”的深刻忧虑。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乃至“全盘西化”成为中国人认同现代化的思想理路。“教育救国”应运而生,而“教育”在此境遇下就是西方教育(现代教育)。第二、现代西方教育卓有成效地培养了一大批西方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有力地推进了现代文明的进程。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几乎所有的领域都有赖于现代西方教育。特别是西方大学也成为西方社会的“轴心”、社会发展的“动力站”、民族国家的“精神灯塔”和“思想库”。第三、现代西方教育注重标准、效率、结果等具有较强的实证性与可操作性。凡此种种都使中国佛教教育形成了现代西方教育的路径依赖。

但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教育现代化(西化)的进程基本完成,而中国佛教教育现代化(西化)的进程却举步维艰。也就是说中国佛教教育的现代化(西化)在外在层面(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尚未完成。如诸多学界和教界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佛教教育办学的目标、宗旨不明;人才培养的规格、层次不清;人才的激励机制缺如;学制、学位制度混乱;师资的资质、配备不一;教学的内容、方法因人而异;专业、学科、课程的设置因校而异;教学质量的监控、保障缺乏;教学体系几乎不存;教材的编写、选定缺少权威性;资金的筹措、投入无以保障等等。一句话,当代中国佛教在现代教育所具有的几乎所有外在要素方面均显薄弱。

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现代性精神的匮乏

更为严重的是现代性精神的匮乏,其体现有:

(一)实用理性凸显现代理性衰微

李泽厚先生以实用理性为基本特征来描述和概括中国民族精神。这一主张得到学界的强烈共鸣乃至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的确,由于所面对的特殊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及外族遭遇等诸多因缘,中华民族形成了特殊的以实用理性为基本特征的精神特质。最终成为“中国民族维护自己生存的一种精神和方法。”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实用理性是适用和维护农业社会和宗法等级制度的前现代传统理性而不是现代理性。尽管实用理性的产生和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但是,当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全球化已经越过民族国家把现代化及其精神核心现代性推进到全球每一角落的时候,而民族国家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巨大而不可逆转的变化的今天,实用理性必须反思、批判以完成民族精神的现代性转化。如果还坚持固守乃至敝帚自珍,必然会成为民族文明进步和现代化及现代性事业的绊脚石。

“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辩,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实用理性不是现代性理性而是前现代理性。韦伯指出:“儒家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适应,基督教的理性主义是对世界的合理性控制。”“适应”中就只求“适用”和“实用”,也不可能产生控制、改变世界现状、追求真理、进步的现代理性。因此而无法“摆脱传统和习惯的杠杆”。

于佛教教育而言,当代中国佛教教育普遍缺乏现代理性对普遍性、整体性、统一性的理论论证和合法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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